文学史时代划分的概括（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材料堆砌）

读完随拍

读毕隋唐五代文学部分，还是决定要放下。因为至少就现在来看，比之其将近30页篇幅长序的大开大合，振聋发聩，对有关文学史的发展演进、还有各种方式方法都进行了周密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后面700多页的正文部分则显得中规中矩，甚无新意，读之竟有百度百科、资料整合之感。

可以说，本书立足点高，意在要写一部当代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文学史，可就完成度而言，却是差强人意的，除了每一编第一章对相应时期的概述部分，有些地方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观点、方法外，后面有关具体的文学史部分，则与百度百科无异，读之让人昏昏欲睡，对于一些具体文学作品的赏析与评论，更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在其中有些地方即便不能算作错误，至少在我看来，也是偏颇的，断然的。那么，下面就此略举几处。

​首先，讲先秦文学，诸子文章是绕不开的部分，而其中有关《论语》的介绍有一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对此，作者开始即有一句断语，即“《论语》和《孟子》分别代表了战国初与战国中期儒家著作的基本形态”，对于后者，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前者，我却是不敢苟同的。个人认为，即便《论语》一书成于战国时代，其思想内涵仍然是代表春秋晚期的。但作者此处并没有指其思想，而是说儒家著作，我想就有点似是而非，可以讨论了。

​其次，众所周知，《庄子》全书共有33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而至于这些作者归属的问题，作者则指出，只有内篇部分是庄子本人所作，外篇和杂篇或是后人或是其弟子所写。据我所知，这一点固然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却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如有人认为，只有外篇部分才是其本人所作，其他的两部分均属别人所作。而这一争议，作者在其间又只字不提。

​最后，让我最感可笑的是，作者在讲两汉乐府诗时，关于其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所描写焦刘夫妇二人的形象，竟然用“心心相印，坚贞不屈”来形容概括。尤其是对于前者，我又是不敢苟同的，就最后的结局来看，双双殉情似乎是心心相印的表现，但通过整篇叙事来看，尤其是中间的过程，是完全不能用心心相印来形容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脱离了此诗尾句所云“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一作者跳出叙事而发出的告诫的。个人认为，此时在反映了礼教束缚人心、进而带来如此悲剧的同时，还反映了普通人家庭中的不和谐，而此诗便是这种情况的一次精彩的艺术呈现，所以我想最后的“戒之慎勿忘”主要也是就此而言的。回到诗本身的内容来看，焦先是迫于母亲的压力而休妻，后将刘送回家途中，又分别叮嘱对方要等着他，因为这只是一时的，所谓“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当刘迫于母亲和哥哥的压力而再次出嫁时，焦急了，他甚至和对方说：“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焦直接导致了刘因证明清白而殉情的结局。

​此外，说回本书，个人认为，其在最基本之标点符号的使用及叙述语言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比如，关于前者，在盛唐文学李白部分中，竟有“他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的句子。据我所知，在引用句后如果还有形容概括这类出自作者本人所写的文字，那么在引用句过后，除了引号，就不应该再添加标点符号，这一点，是最基本的，我想也是人尽皆知的，而本书在有些地方恰恰就这样做了，不得不说是一个低级错误。

​又如，关于后者，作者给中唐的划分是从代宗大历初到宪宗元和末，即公元766-820年。然而，紧接着，其又指出，这一时期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是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德宗贞元前期和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关于前者的划分，我想是有问题的，此在于叙述而非史实。因为大历本就是承安史之乱而来，后者被平定的时间，距大历开启不过三年，因此几乎是无缝对接，而尤其是文学的精确划分，不同于朝代的划分，后者按兴亡，前者则看风格，当时文学作品还在于人的创造，而一个人的一生均需要度过几十年，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在朝代之下的细分，本就是矛盾的，无明确标准的。如韩愈和贾岛，作者便明确将前者划为中唐，后者划为晚唐。由此看起来上面的问题应该不算什么，但我想作者在表述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 不过，大体上，看隋唐以前的文学史部分，使我在脑中，又过了一遍在两三个月前所看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的内容，其间除对此加深印象外，也从中获知了不少新知识点。如“知人”、“论世”是孟子对于诵读诗书的主张，前者表示了其时期文学逐渐以人为本而脱离原始文学的情况，语出《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包含了诸家学说，相当于先秦学术理论之文的文献整合，故梁启超称之为“类书之祖”；班固的《两都赋》不仅在体例和手法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并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和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在从人到景的叙述对象上，还参考了杨雄的《蜀都赋》；曹丕《典论》原有二十多篇，因其中的《论文》被《文选》收入而未致散轶。等等……

​还有，本书在有些地方的内容，个人认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关于中国文学史之端，作者举出了几例先周时期甲骨文中有文学趋向的内容，其后又举出了《弹歌》这一首记载在《吴越春秋》两言四句的诗，来反映原始先民的生活状况，虽然最后的“逐肉”作者认为是“逐害”，而我还是比较认同前者。又如作者通过《招魂》最后的“魂兮归来，哀江南”，认为招的是他乡之魂，如此一来，此篇便是屈原所作，招楚怀王之魂，而非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再如在讲到两汉文学时，便指出楚文化对其的影响，之后所叙述的西汉由华丽辞赋到议论散文的转变，同样令我印象深刻。

另外，其有一些地方，也是令我耳目一新的。比如关于文学史年代的划分。作者认为秦汉文学的年代上限，是应该推到秦始皇即位的公元前247年而非秦统一的公元前221年，于是在其对应部分中，作者便以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为端，而后又介绍了李斯的文学成就，总之，作者认为其时期的文学特点便是一切都围绕着权力转；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始，是建安文学，作者便以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作为两汉与魏晋文学的划分，而实际上，就政治而言，则一直到公元221年才进行了汉魏嬗代；而关于唐代文学，毫无疑问是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文学。其中，初唐的年代下限为公元713年，即唐玄宗即位之后；盛唐的年代下限为公元766年，即唐代宗大历年间，在这之前的盛唐文学一共有53年；中唐的年代下限为公元820年，即宪宗元和末年；晚唐的文学年代下限则自然是朱温代唐的公元907年。

不过，以上只是由于我在概念上的盲区，故而有耳目一新之感，事实上，我想别的文学史著作对其年代的划分也都大同小异。所以除此之外，让我耳目一新的，还是除了介绍，作者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解读，虽然如前所说，本书相关的地方少之又少，故而使其枯燥乏味，但毕竟全书700多页的篇幅，若仔细阅读，还是能够找到几处相对有趣的地方。如在讲《诗经·王风·黍离》时，将其中的“心忧”和宋代贺铸在《青玉案》中所说的“闲愁”来对比，所谓“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记得杨雨在解读此词时曾指出，这里的“闲愁”，贺铸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来形容，也就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此我想这个形容同样适用于《黍离》一诗所表现的“心忧”上，故而全诗共三章，层层复沓，并在最后都用“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幽深的感叹来结尾。另外就是作者对陶诗、李杜诗风所进行的解读与比喻了。分别是——

在陶渊明的诗中，读不到酸腐、暗仄的气息，也读不到炫耀与做作的文字。那是因为他的诗歌是建立在至善、至真的生命态度上的，它们直接促成 了陶诗独特的平淡与醇美。

还有——

李白的诗歌是自由灵魂的歌唱，充满天真开朗的旋律。杜甫的诗歌则是深沉博大的心灵，在动荡中的浴血哀歌。

总而言之，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的地方，还是正文之前的长序，其中有关文学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其都有论及，包括罗列阐述了题目中“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的问题，指出了当下学术研究的种种问题，如趋于格式化、程序化，学者将道路越走越窄等问题，梳理了从晚清有人受外国人的影响而写出的类似“著述史”或“学术史”的文学史著作到当今时期国内对其的研究情况，同时又梳理了国外实则比中国人进行得更早得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中，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史》这两部这方面的佼佼者进行了很详尽的介绍，甚至对其中所有的章目内容进行了概括，对其新颖或可取之处进行了举例并介绍，最后，对于有关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罗列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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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一是之所以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大体上，便是在于这个过程，在不断进行再叙述中，为其时期提供一手资料，供后来人由此可见时代的变化；二是指出并阐释了当下学术研究的种种弊病，其中着重论述了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学者们广泛收集材料而缺乏创新这一类学术快餐的问题；三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人们，所必备的便是要具有将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文字的能力。

对于第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我也深以为然，即看不同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时代特色。而第二三点则是关于学术或文学史研究的具体问题，对其我虽同样深以为然，但就本书内容来看，则是远远没有完成之前所提出对此的标准的。不仅如同百度百科，对相关的内容只进行简单的介绍，在赏析部分一笔带过，使人将其看得昏昏欲睡，在这种情况下，又似乎多采旧说，缺乏创新，至少全书不出一注，这样既有失严谨，又不能使读者以此为参考，否则在开始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就都能通过注释而得到解决了。

因此，对于本书，若有五星，我即对其打两星，其中有一星还是给予这篇长序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本书都为我在看完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后对其再次打下了一些基础，如文学的分期问题等，至少是为我在接下来有机会看家中现有的文学史著作提供了一些便利。

经大致统计，家中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共有六种，分别是——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台湾学者王国樱的《中国文学史新讲》还有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总之，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我想我收的还是比较多的，也期待对这些著作的阅读。

最后，随着本书的放下，这一批在图书馆借的书，除了《鲁迅日记》，其余的七本便都读完了，共历时一月有余，所写相对应的文字约有三万余字，至少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对此，我感到庆幸。其中，《鲁迅日记》虽没读完，但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看别人日记的奇妙，也略微了解了鲁迅笔下对自身生活轨迹的记录；在《杜甫传》《风景旧曾谙》中，我分别感受到了诗圣的伟大和来自诗词的美好，尤其是对后者的阅读，就像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在《新雅中国史八讲》中，我看到了一些新颖的观点，甚至有一些对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在《清史九讲》中，我领略了一位汉学大家对中国的洞见力；在《谁在看中国画》中，阅读我虽不甚了了，但对中国绘画至少第一次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等等……看来，五月底那一次的图书馆之行，可谓是不虚此行，对我来说，这些著作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发挥了其最大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