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免费的疗愈伤寒病的药方最贵（中华医学守望者这位省长医术精湛）

潘霨：仰望医圣的中华医学守望者

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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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八年（1869），中国东南大省福建省，迎来了一位新“省长”，即新上任的福建布政使司潘霨。没过多久，福建衙门上下和老百姓同时发现，这位布政使跟他的前任官员们有点不一样，简直是特立独行。

在老百姓看来，作为地位仅次于巡抚的“一省之长”，布政使原本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才符合世人对封建高官的想象。但潘霨突破了福建底层百姓对他本该有的想象。

您猜怎么着？贵为“省长”的朝廷二品大员潘霨，在上班处理公务之余，竟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行医上面。

他也不带侍卫，孤身一人走街串巷，深入百姓家把脉问诊，而且分文不收。不但如此，他还在他的府邸偏房设了一间诊室，房门大开，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不论谁有个头疼脑热，都可以进去找他看病、开药方。

一时间，布政使司衙所在地福州的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热议：“新来的布政使大人医术精湛”、“潘大人免费给老百姓看病。”为此，碰到疑难杂症的各路患者，纷纷涌向潘霨的府邸门口排队候诊。更有甚者，不少本省的外地病人也闻声而来。

“省长”给老百姓看病，或许会是个一时轰动的噱头，但真正能让患者长久信赖的，归根结底还是医术。潘霨固然是个高官，但他更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华医学家。

不用怀疑，潘霨的行医水平，在当时的福州城里，确实是专家级别的。而他在底层百姓中的受欢迎程度，如果放到今天，他就是一个有着顶级流量的网红。

这块典藏于品藏天下牌匾馆的【辟雍继美】匾，就是潘霨在任职福建布政使期间，题写并送给一位国学生的勉励匾。

清·同治十（1871）年【辟雍继美】匾 潘霨题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辟雍”是始于周朝的中国古代官办大学的名称，北京国子监遗址就有一个辟雍大殿，清朝历代皇帝都要在此讲学至少一次。题匾词“辟雍继美”，意思是赞誉受匾人继承前人的儒学文化之美。

辟雍大殿

关于这块匾，我们不多说。还是回过头来说一说题匾人潘霨的划时代成就。官医合一，在两个领域都是佼佼者，江苏人潘霨无疑算得上是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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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来潘霨不但官职做到了湖北巡抚、江西巡抚、贵州巡抚，而且还著述或整理了一系列对近现代中医药发展影响很大的中华医药丛书。不管是做官，还是研究医学，潘霨都配得上历史风云人物的荣誉。

就为官来说，潘霨在光绪年间出任贵州巡抚期间，奏请、号召、组织了贵州矿产资源的开采，并进一步创办了具有近代化工业水准的炼铁厂。潘霨的执政主导作用，开启了贵州工业的近代化历史进程。

而在医学领域，潘霨多年潜心钻研中华医学，给历史留下了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著作《韡园医学六种》。韡园是潘霨的号。

《韡园医学六种》是一部内容丰富、医学理论扎实、极具启发性的医学丛书，书中内容，有一些是潘霨原创著述，有一些是整理、总结、注释前人的医学文字而成。

潘霨著述或整理的中医学书籍实用性强、理论体系严密，对近现代中医发展贡献很大，后世不少中医世家、中医名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他的医学经验和理论。这些医学丛书子目包括《女科要略》、《卫生要述》、《内功图说》、《医学易通》、《灵芝益寿草》、《伤寒论类方》、《医学金针》、《理瀹外治方药》、《外科证治全生集》等。

其中《女科要略》、《伤寒论类方》的医学影响最为显著。

《女科要略》是近代中华医学史上较早出现的女性专科医典，而且由潘霨原创著述而来，对女性的调经、安胎、临产、产后等做了详细的护理、诊疗阐述；

《伤寒论类方》虽以康乾年间医学家徐大椿的原本为基础，但潘霨在其中附注了很多说明和增述；又在书中引入了晚清名医陈念祖的《长沙方歌括》，“方”就是药方、“歌括”是口诀，这为伤寒症的开方抓药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笔者看到“伤寒论”、“长沙方”字样，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个人：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张仲景作为中华医学史上的鼻祖级人物，他著述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华医药文化的影响力无出其右，而他的“医圣”名号也是在长沙开始传开的。

张仲景在长沙的行医背景，也奠定了长沙这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中心的地位。

实际上，笔者在此处引入长沙、说到医圣张仲景，并不是勉强为之。我认为，本文的主人公潘霨，就是矢志追寻医圣的足迹，才走上亦官亦医的道路的。

潘霨和张仲景，在中华医学史上的名气、影响力、地位固然悬殊，但他们的心志、行医方式、人生轨迹，几乎如出一辙。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潘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张仲景为偶像的，以至于他在历任高官之时，也没有放弃对医学、医术的追求。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张仲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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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东汉时期出生于今河南南阳，十岁开始拜师南阳名医张伯祖，学习医术。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读书并不流行，因此张仲景的父亲把儿子送去学医，也算是歪打正着，日后成就了一名光耀千秋的中华医圣。

张仲景

关于张仲景学医的过程，我们就不详述了。反正张家小子天生就是学医的材料，不但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关键是他个人还打心眼里醉心于医术。这就很不容易了。

想想当今那些著名的钢琴家，虽然打小都是天才，但几乎没有哪个钢琴家不是从小被鞭子逼着练出来的。但张仲景就不是。人家从小看那些医学术语、药方名称，就觉得像看小说那样引他入胜。

那时候，张仲景心目中的偶像是战国名医扁鹊。就像后来清代的潘霨视张仲景为偶像一样，张仲景自己也是先有偶像，然后才成长起来的。多年以后，张仲景在自己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序中回忆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表达了自己少时对春秋名医扁鹊（名越人）游医虢国、齐国的传奇医术的敬仰之情。

到了张仲景20岁左右时，他的医术理论知识已经相当扎实了，也可以独立行医了。他正打算做一名职业医生呢，不料有一个做官的机会降临到他头上，他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选择了边做官、边行医。

前面说过，汉代没有科举制，只有察举制。什么是察举制呢？就是由下向上举荐人才，举荐的名目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举孝廉”。也就是说，为人孝顺、廉洁的青年，有机会被推举上去做官。

张仲景当然为人孝廉了。但“举孝廉”成功的概率只有二十万分之一，张仲景并不全然是靠“举孝廉”出头的。真正的原因是他的父亲以前是朝廷官员，在孝廉的基础上有加分，所以张仲景被推上仕途了。

汉献帝建安年间，张仲景被指派到长沙做太守，而且一待就是多年。长沙郡下辖九个县，面积大、人口多，对于张仲景来说，是个绝佳的行医之地。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当官的同时，要开创一番医学大事业。

为了不辜负父母官的行政职责，张仲景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广开衙门，给老百姓看病。其他时间照常当他的太守。为了方便群众，他的坐诊地址真的就设在了公堂之上。后世千百年，坐诊的中医一般都被称为“坐堂医生”，典故就是从张仲景公堂出诊而来。

杏林大观园国药博览园“张仲景坐堂行医”泥人张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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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长沙边做官、边行医的创举，跟清代时潘霨在福州同样为之的情形，一模一样，同样的人山人海、百姓争相告诉、外地人也闻声而来。

因张仲景在前、潘霨在后，我们不难想象，到底是谁模仿谁、谁向谁致敬。实际上，潘霨后来在《伤寒论类方》中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又是注释、又是引入药方，多半也是为了向张仲景致敬。因为，中华医学史上率先关注伤寒病的，恰恰就是张仲景。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战乱频仍，对老百姓来说，死亡、流离失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社会失序、人祸叠出，让瘟疫趁虚而入，肆虐本已脆弱的人间。而世间绝大部分瘟疫，初始症状表现都像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流感。

张仲景这样一个心怀苍生的医术大家，肯定也注意到了，伤寒是古代人面临的最常见、最普遍的凶恶之疾。于是他立下志愿，要为根治伤寒病而努力。时不我待，张仲景于建安十年（205）开始着手写作《伤寒杂病论》。

正是在这个阶段，张仲景认识到，靠自己初一、十五出诊，一个一个为百姓看病，解决不了多少人间的病痛问题；著述医学理论、传播医术经验，意义更为重大。

为了躲避战乱，专心研究医学，更为了给人世间留下有用的医学知识，张仲景后来干脆辞了官，躲到岭南地区，专心写他的医书。直到建安十五年（210），他终于写完了旷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那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底价值几何呢？这么说吧，“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用清代医家张志聪的话来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意思是说，“四书”是儒学基础，《伤寒杂病论》则是中医的基础。“本论”二字，道出了张仲景巨著在中华医学中的地位。

从东汉到晚清，时空转过了一千六百多年，清代官场上出现了一个跟张仲景一样有医学抱负的高官潘霨。张仲景和潘霨，冥冥中必然有某种精神关联。这是一个跨越历史时空的中华医学传承场面，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点。

诚然，潘霨的医学成就，跟张仲景不能相提并论。这么说跟两者的医术水平高低无关，而是因为张仲景是开创性的人物，是中华医学的先驱，而潘霨只是继承者，因此他们对中华医学的贡献值确有悬殊。

但是，笔者认为，潘霨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布政使、巡抚），其医学抱负跟张仲景不分轩轾，这样一个秉承治病救人理念、执着于中华医学传承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后人极大地尊敬。

谨以此文，一并纪念同样亦官亦医的潘霨和张仲景。